在六十年代中期，军方摒弃了军校体制后，自此军界的职务划分改从行政角度考虑，使得原本针对军队的特殊军衔让位于更加通用和规范的行政等级制度。与此同时，地方部队与军队干部的标准也开始走向统一。
在常规体制下，大将对应行政等级四级，而上将则位列五级。至于中将，他们大多位于六级或是七级等不同的行政级别之中。在这五十多位上将里，有一位特殊的例子——南京军事学院的王平政委。出人意料的是，他的行政等级并不是一般的上将五级，而是落在了六级。他的身份和地位在南京军事学院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也反映出他与众不同的实力和影响力。
在五十多位上将中，我们知道他们的级别分为正兵团级和副兵团级。过去，正兵团级相当于地方上的五级，而副兵团级则是六级。但现在，行政等级统一后，许多原本属于副兵团级的上将也被提升为行政五级。
军队上报的行政五级名单有所变动。原本占据名单的唐亮和郭天民因休养被暂时降级为行政六级。取而代之的，是原本不在名单上的王平被加入其中。经过调整，名单中的王平被替换为肖向荣，正式成为五级人员。
资历上，二者可谓旗鼓相当。早在1952年，二人便同获副兵团级评级，军衔虽有所差异，但职务上肖向荣毫不逊色。他曾任军委副秘书长，并兼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要职。新军委领导班子于1959年重组后，肖向荣作为成员之一，积极参与组建军委办公会议，为军队日常工作的顺畅运行贡献良多。
王平源自红三军团，长期耕耘于政工领域。在抗战时期，他被派往晋察冀地区，担当开辟新区的重任，是此地区的资深人士。自抗战至新中国诞生的岁月，他一直在地方军区担任政委与司令，多以辅助主力部队为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先在华北军区任职，积累丰富的工作经历。而后调任至志愿军兵团担任政委职务。在战场上历经风雨，立下赫赫战功。随着他的卓越表现，在归国后便被任命为南京军事学院的政委。作为大军区级正职，他的职业生涯得到了认可和嘉奖。多年来他全心全意投入于国防建设，用辛勤的努力，奠定了国家的军事基石。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岁月，他不仅巩固了自己的职务和影响力，而且努力打造优秀的军队体系。其历经的历史积淀与实践经验为军事学院的进步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他的人生轨迹和成长历程见证了中国从战火中崛起、走向繁荣的历史巨变。
关于他未能如其他上将一般调整为行政五级，其中的原因尚未明确。然而，他的情况并非孤例。我们也不清楚他的背后是否还有更多相似的经历。或许这背后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复杂因素，但他的境遇确实并不独特。像他这样的人并不止一个，还有更多与他类似的情况。
在副兵团级中，郭天民和唐亮等人担任重要职务。其中陈再道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刘震则是空军副司令。然而，经过调整，廖汉生和吴法宪这两位同样级别的将领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分别出任北京军区政委和空军政委。另外，洪学智虽然被调任至吉林担任农机厅长，但他的行政级别仍然是6级。
副兵团级上级共六位，他们的行政级别被划定为六级。余下的同仁们则属于五级行政级别。职场中，最关乎待遇的便是行政级别的划分，薪酬便是依照这一标准制定。
当军队与地方完成行政级别的统一后，薪资标准也随之降低。曾经的正兵团级上级能够领取四百多块的薪酬，而现在行政五级的人员只能得到324元的收入。对于那些子女众多的家庭来说，这样的收入往往显得入不敷出。以陈士榘将军家为例，尽管他的工资不算少，但由于家中子女众多，还需要接济老家的亲友。行政级别的差异带来的待遇差距显而易见。面对这一变化，许多家庭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那些一直依靠军队薪资生活的家庭来说，行政级别的统一和薪资的降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他们必须重新考虑家庭预算和生活计划，适应这种新的生活状况。在这个过程中，陈士榘将军的家庭只是一个缩影，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和挑战。行政级别越高，相对而言，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也就越大。他们需要重新规划家庭的经济状况，同时还需要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